“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最早出现在清朝末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逐渐成为当时许多军政人物的信条。尤其是从晚清到民国，一些政界和军界的大佬们都希望通过向洋人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最终达到打败西方列强的目的。许多人满怀憧憬，企图凭借从洋人身上学到的技能，完成推翻欧洲列强甚至吞并日本的宏伟目标。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顺利，洋人并没有被这些国家的学习态度所打动，而满清和民国更是请不到真正的“高人”。
以满清时代的名将李鸿章为例，他的请教官策略就远不如奥斯曼帝国。李鸿章在聘请军事教官时，显然没有像奥斯曼帝国那样睿智。在军事顾问的选用上，李鸿章的做法更显得有些“省心”。他并没有自己出资，而是将资金交给了克虏伯公司来处理。在一次接待克虏伯公司军火推销员瑞乃尔时，李鸿章觉得这个曾在普鲁士担任过低级军官的瑞乃尔是个有潜力的人，便直接聘请他担任了淮军的教官。克虏伯公司发现李鸿章对聘请外籍军事顾问表现出浓厚兴趣，于是主动为李鸿章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甚至为他物色了更多的德国军官，最终选中李劢协（这个名字的意思有“卖力”之意）作为另一位军官，继续在淮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类似的举动就像德国大众自掏腰包，聘请施拉普纳担任中国足协教练那样。虽然施拉普纳并不是顶级教练，李劢协的军事素养也仅仅局限于枪炮技术，他所撰写的著作大部分是克虏伯炮兵的使用手册——《克虏伯炮图说》、《克虏伯炮操法》、《克虏伯炮表》、《克虏伯炮弹造法》、《克虏伯腰箍炮说》等——这些内容对淮军来说有一定帮助，但更重要的作用则是推动克虏伯公司的军火销售。
展开剩余67%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才如临大敌般从淮军的有限资金中抽调，聘请了24名德国军官，专门向他们请教如何打败法国军队。这些德国军官不仅向李鸿章普及了散兵线战术的基本理念，还建议淮军不要再使用过于密集的队形。然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将领们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李鸿章的“教育计划”更像是空想，缺乏实际操作性。淮军的军官们也让外国人感到诧异。开学后的第一年，几名淮军军官，如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等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德国军官赶出了军营，只能转去克虏伯公司的波鸿兵工厂实习。即使在兵工厂，他们的行为依然显得无法适应，卞长胜和王得胜还与德国军官发生了冲突，最终被彻底赶出了德国。其他几名淮军的留学军官，如杨德明、查连镖、袁雨春和刘芳圃等，也基本没有学到什么实质性的技能。由于他们的外语能力不足，连德国的军事术语都没有掌握完整。尽管李鸿章计划了多年的留学计划，结果却几乎没有真正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军事人才。就连后来声名显赫的段祺瑞，他的军事能力也只能算是有限，因为他在克虏伯兵工厂的“实习”并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战术训练。
尽管清朝和民国政府纷纷派遣学生留学，但他们的军事素养和学到的知识有限，特别是德国军校的许多课程，淮军的留学生并未真正接触过。对于德国军队如何制定大兵团作战计划，如何训练步兵与炮兵协同作战，淮军的留学生几乎没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更严重的是，虽然淮军领导层知道世界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仍旧沉浸在过时的战术模式中。明明步兵战术已经演变为更加灵活的散兵线阵形，淮军却仍然采用着密集的队形与日军作战，结果自然被具备现代战术的日军所击败。
相比之下，北洋政府虽然请来了日本间谍青木宣纯作为顾问，却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青木宣纯在为北洋军提供军事建议的过程中，实际上借此为日本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甚至差点让吴佩孚在日俄战争中丧命。而日本与奥斯曼帝国则显得更加具有战略眼光，前者聘请过像毛奇这样比李鸿章聘请的外籍教官更具资历的人物，后者甚至有如秋山真之这样的优秀军事人才，曾是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学生，能够为本国提供最顶尖的军事训练。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的军事改革就像是一支水平不高的足球队，无论是请外教还是引进外援，都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相比，日本与奥斯曼帝国在引进外国军事人才、学习先进经验方面，则无疑展现了更高的战略眼光和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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